2019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深改委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今年1月16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这一文件。7月10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再次发出《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塑料污染防治的阶段性目标任务。此后，各省市也纷纷制定了塑料污染防治的实施意见，8月20日经广东省政府同意，省发改、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如此密集地发文，彰显了我国政府治理塑料污染的决心和推进这项治理行动的紧迫性。

广东省环保基金会和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作为生态环境公益组织和省级塑料行业自治组织，依照两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置身其中积极参与，并为努力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尽一份力。为此，11月12日，我会原副理事长袁征、我会白色污染防治专项基金专责委员祝光富和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会长符岸就关注的禁塑问题在我会举行座谈，探讨交流和推动我省塑料生产转型升级与“塑料污染防治”的实施问题。参会的还有秘书处张赛和黄凤兰。

袁征表示，自本世纪初起，我国已经历了两次“禁塑”，即2001年的禁止一次性泡沫塑料饭盒和2007年的禁止超薄型塑料袋，并在超市、集贸市场等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但禁塑十几年来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今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中提出，对部分塑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按照“禁止一批、限止一批，替代一批”的思路来治理塑料污染，不仅提出了禁止、限制类的要求，还明确了用新型、绿色、环保的功能材料替代石油类塑料产品。袁征认为，替代非常重要！总结之前的禁塑经验，没有替代，禁止、限制无从谈起。而对传统的石油基塑料产品如不坚决彻底的禁产禁售，新的替代品也难以立足。当然，短期内百分之百替代是不可能的，但是生活塑料方面应该可以。在当前紧迫的禁塑形势下，我省也有不少生物基塑料企业的兴起，这些企业如无政策性的支持也难以为继。

祝光富作为生物基塑料的先行者和专家，结合相关政策、产业及自身的技术优势，提出了通过塑料厂技术升级改造来治塑的建议。他提出以替代一批作为突破口，最好要从加工塑料的源头抓起，对传统塑料厂推进技术改造，引导其使用生物基塑料母粒（生物可降解塑料）。这样治塑过程的行政管理成本较低，又能促进经济和环保事业协同发展。同时，广东省的塑料产业庞大，稳定原有的利益链、产业链、供应链等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在技改过程中要做到：其一，现有塑料企业在不增加投资情况下，利用已有的工业基础，转型加工生物塑料；其二，不打破原有的产业链，从生产至消费的渠道上，保持原有的产业态势；其三，构建生物树脂供应体系，扶植原有供应商，转型供应生物树脂；其四，加强引导本地消费和防御外来塑料的冲击。他提议先在几个主要城市试点，再在全省推广铺开。

符岸通过几组官方统计数据说明了广东省塑料产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他表示，目前全省规模以上的塑料企业共4082家，塑料制品产量1339万吨，占全国16.5%；产值达5190亿元，销售总额5020亿元，利润达267亿元。并表示“禁塑令”影响最大的是塑料行业，这可能会造成整个行业的“大洗牌”。他认为，石油基塑料具有价格优势，也许在禁塑浪潮下，会有一部分石油基塑料市场被占据，但是在价格的打压下，石油基塑料仍然还有市场。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的可降解塑料制品同样需要回收处理处置，决不可以一丢了之。而且对垃圾分类的要求更严更细了，若最终将可降解和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混合在一起处理，那么仍然没有意义。对于塑料厂技术改造问题，符岸认为应该多渠道多层次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对不能降解的塑料进行升级改造，如添加降解剂等等。另外，符岸还提到，当前对可降解塑料的研发和生产热情高涨，但是鲜少有人关注可降解塑料废弃后末端回收和处理问题。

    最后，双方约定，会后整合双方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加入方案中，再约定时间就广东省塑料厂技改与“治塑”的实施问题继续更加深入的探讨，以便向发改委、工信厅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