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中堂镇属于工厂型重金属污染，肇庆四会市下茆镇江湾属于漂染型重金属污染，云安县茶洞镇稻田则属于矿山型污染，这些地方的土壤里都检测出了镉、铅等重金属超标。”
    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土壤学会土壤污染与修复委员会副主任陈能场，在广东矿山和工厂周边四处挖土——他的愿望是，推动广东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治理技术研究及其应用示范制定。但各地遮遮掩掩的态度让他稍有失落。连与他一起同行的合作伙伴省环保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广东省环保局原局长袁征也很着急。
   在广东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的当下，这位归国博士和昔日的环保大员走到一起，为了被忽视的土壤重金属污染。
    2011年2月18日，国务院通过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指出了我国目前重金属的环境污染严重。广东省作为14个重金属重点治理省区名列其中。之后，广东发动专家学者在大宝山、莲花山、贵屿等地展开土壤修复试验，大力整治重金属污染排放企业，今年省环保厅还将重金属污染整治列入了十大民生实事。
   ●南方日报记者 赵洪杰
    评论员 朱迅垚 
    全媒体记者 梁文悦 
    发自广州、韶关、惠州
    改造者说——
    ◎农民对重金属污染几乎没有概念，我只能解释说，土里有毒，我们的工作是帮他们镇住或者取出来
    ◎这8年下来，最兴奋的就是通过上坝村的科研和媒体报道，让全社会都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加以重视
    ◎PM2.5这么专业的词汇成了全社会街谈巷议的热门词汇，群众已经不满足每天空气都是“优或良”的空气质量公报了，而政府也及时采纳了这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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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拯救“癌症村”
    18年间矿区的上坝村有250多人死于癌症，央视称其为“死亡村庄”。他感觉到，同日本六七十年代一样，中国经历了经济迅速增长期后，环境事件开始集中爆发
    新世纪初，尚在日本鹿儿岛大学留学的陈能场从网络上看到了韶关大宝山矿污染的报道，报道称，18年间矿区的上坝村有250多人死于癌症，央视称其为“死亡村庄”。他感觉到，同日本六七十年代一样，中国经历了经济迅速增长期后，环境事件开始集中爆发。
    公害患者相继离世，河流逐渐自我净化，土壤的污染却不会自动解除，即使过千百万年，它仍然稳定地存在，这正是重金属污染的特殊之处。即使是不乏技术和财力的日本，修复土壤的任务仍未完成。而对于中国，困难刚刚开始。
    2005年，北江发生了镉污染事故，韶关冶炼厂向北江排放了3.63吨的镉，而湘江仅仅因为上游清理淤泥爆发了一场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故，“说明我们的环境脆弱到了何种程度。”他感慨。
    这个时候，陈能场回国，很快就去了大坝村。此前，华南农业大学林初夏教授曾做了个实验，把村庄附近的横石河水稀释万倍，发现水生物还是不能在里面存活24小时。
    在横石河上投资修电站的一位老板向陈感慨，每年都要更换一个几万块钱的水轮机。不需要多长时间，横石河水就能把钢铁栅栏泡成如腐朽的树干，一层层绿皮掉完，一年过去，铁栅栏就被泡软了。陈能场决定就在这里展开土壤修复工作试验。
    这年，袁征已卸任省环保局局长，转到了省人大环资委工作。省人大代表、韶关翁源教师沈演泉等人多次提议案后，在省两会上直接询问省有关部门，呼吁解决上坝村污染问题。袁征恰好见证了大宝山污染整治的艰难过程。
    “询问完，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凯、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尚武率省人大、省直有关部门20多名领导，主动‘赴约’赶到粤北大宝山矿区，听取代表意见，协调解决上坝村污染问题，尽快落实资金建好上坝水库。”他说。
    官方和民间几乎同时开始了对广东最著名“癌症村”的拯救。

    2

    启动土壤修复试验
    他们看到这些城市来的“科学家”将农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实验田，而且不厌其烦地分别施肥、分别管理、分别收割。“农民对重金属污染几乎没有概念，我只能解释说，土里有毒，我们的工作是帮他们镇住或者取出来。”
    刚回来不久，陈能场陪同两位老师——长崎大学校长、环境医学专家齐藤宽和东京大学终身教授茅野充男去了大宝山矿区。当时恰逢北江镉污染事件，“尾矿坝泄水时，当地拼命地往里面撒石灰，对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大家感到不可思议。”
    而随着相关调查的深入，陈能场越来越感到紧迫。广东在对179个保护监测点近8.4万公顷农田的监测中，发现稻田重金属超标率高达70.9%。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透露，据不完全调查，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土壤修复试验便在此背景下启动了。在对上坝的河流、土壤、井水、稻米、蔬菜、动物内脏以及人体的尿镉、尿砷进行调查，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后，认为在重金属方面，镉是影响当地居民健康的最主要重金属，陈能场的团队开始制定污染治理方案。
    当地村民都感到诧异。他们看到这些城市来的“科学家”将农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实验田，而且不厌其烦地分别施肥、分别管理、分别收割。“农民对重金属污染几乎没有概念，我只能解释说，土里有毒，我们的工作是帮他们镇住或者取出来。”
    在一块约6亩大小的田地里，他们先后尝试了硅肥和水分管理、土壤固定剂等多种方式控制重金属，而在另一季度种植高富集镉的水稻品种，将重金属镉等从土壤中提取出来，将稻杆送到中科院广州能源所进行生物质能转换和重金属回收。通过这种轮作的方式，修复中毒农田。
    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广东省相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省科学院同意在大宝山上坝村建立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的野外台站，并持续给予基金支持。
    而在袁征所在的省人大的推动下，政府和企业联合投入1341万元建设了上坝水库，收集雨水和山泉水引入上坝村。2007年，省发改委与西门子公司签订协议，由西门子公司投资两百万元，安装了净水设备。
    2008年年底，袁征正式退休，担任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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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公共需求快速增长
    “这8年下来，最兴奋的就是通过上坝村的科研和媒体报道，让全社会都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加以重视。”第三届中日生态环境学术研讨会开完后，陈能场说。
    经过土壤专家们的努力，广东重金属污染的状况已经较为清楚。总体上“呈点—线—面的污染格局。”陈能场说。
    点污染主要是全省数千座矿山及周边，污染范围小，但污染程度重；线污染主要表现在西江和北江等河流和佛山、广州河涌组成的线状污染，这些河水河流周边的农田利用河水灌溉或者底泥的利用，造成了土壤重金属偏高；面污染主要是珠三角流域。广东地质调查院的调查表明，该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5500平方公里的高镉区。
    “这8年下来，最兴奋的就是通过上坝村的科研和媒体报道，让全社会都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加以重视。”第三届中日生态环境学术研讨会开完后，陈能场说。
    到了2009年11月，广东省环保厅正式挂牌，由原本的“局”升格为“厅”。袁征记得，在省委十届六次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指出，环保局变成环保厅了，规格也升了，工作力度要加大，“要能做‘恶人’才行。”
    与此同时，广东更加重视大气和河流污染的整治，建立起了珠三角和江河水质断面自动监控网络。
    2009年珠三角现场会上，深莞惠联合治理跨界河流污染问题就成为焦点。2011年10月下旬，陈能场曾带着检测仪器和南方日报记者一起考察淡水河、北江、练江等跨界河流污染整治现状。
    通过对淡水河交界断面的测定发现，深惠交接断面、西湖村断面综合污染指数分别同比下降明显，一条被省人大一直列入监督计划和重点督办项目的河流，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并呈改善趋势。
   在环保基金会工作的袁征几乎失去了每一个可以休息的周末。“我感觉到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诉求更加强烈，环保公共需求进入了快速增长期。”
    “以前企业与基金会联系少，但这几年主动找上门的变多了。”由于环保厅采取了开展污染减排目标责任制、挂牌督办环境违法“黑名单”企业、实行行业区域限批等“狠招”，倒逼了很多企业转型升级，他们只能拿出钱来找专业人士帮助企业完成减排，而基金会恰好起这个桥梁的作用。

    4

    民主环保深入人心
    民主环保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比如，PM2.5这么专业的词汇成了全社会街谈巷议的热门词汇，群众已经不满足每天空气都是‘优或良’的空气质量公报了，而政府也及时采纳了这些意见。”
    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广东目前没有实质意义的土壤修复工程，哪怕是广州等城市地区。
    陈能场认为，中国用只占世界7%的耕地以生产出粮食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人多地少，大量污染农田不可能像一些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休耕或者植物修复技术慢慢进行治理。所以，他才选择了边生产边修复的农业污染土壤综合修复技术。
    去年，重视重金属污染问题的袁征终于和陈能场走到了一起。他们都认为，目前对重金属污染农田的治理技术进行了很多研究，但至今未能形成一套针对农田重金属污染特点、适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体系和操作规程。
    在全省，跑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他们感觉基层官员还是非常害怕自己与重金属污染扯上关系。因此愿望实现并不顺利。
    陈能场还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大宝山，8年的努力找到了适合当地的土壤修复方法，但他的轮作修复办法同样没有办法深度推进。“主要是因为经费短缺，项目资助额度低。”
    对于污染源的控制也让陈能场担心。虽然当地政府在尾矿坝下游修建了污水处理厂，但处理能力只占高峰期的四分之一。“这部分水的很多重金属元素达标了，但尚有四分之三的水没有经过处理，处理后的水和污染的河水又混在一起，污染源根本没有消除。”
    对陈能场的担心，袁征总结为“一些地方环境优先发展理念尚未牢固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即便如此，壮士暮年的袁征却更充满了干劲。他的信心来自，民主环保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比如，PM2.5这么专业的词汇成了全社会街谈巷议的热门词汇，群众已经不满足每天空气都是‘优或良’的空气质量公报了，而政府也及时采纳了这些意见。”
    平时习惯收集有关环保新闻的陈能场也注意到，今年2月份以来，韶关仁化县董塘镇陆续查出159名儿童血铅超标，一人轻度血铅中毒。一个月后，环保部门承认，吸“毒”气、喝“毒”水致韶关儿童血铅超标，并对韶关市实行区域限批，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一律不受理，直到韶关市拿出整改措施并整改有效才能恢复。
    “在我刚回国时，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希望今后政府能有序、科学地对土壤污染展开治理，当然这也需要社会公众进一步推动。”
    采访期间，陈能场接到袁征的电话，商讨众所周知的电子垃圾处理重镇——广东省贵屿镇的土壤污染调查和治理问题。昔日的环保局长和这位土壤治理工作者，很快将前往汕头贵屿镇展开土壤修复整治工作。

    边走边评：发挥人民群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

    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并不是大而空的套话，在跟一直致力于重金属污染研究治理的陈博士交流后，更加让人忧虑环保的现状。仅仅是重金属污染，这些年就频繁出现紫金矿业污染等重大事故，出现了上坝村这样的“死亡村庄”。更不用说人们早就熟悉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
     中国正经历着大部分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经的阵痛。而处在工业化发展最前沿的广东，环境保护形势格外严峻：环保事件层出不穷，环保工作仍处于被动应对阶段，不少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原因在哪里？从社会角度来说，民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远远不够；从政府角度来说，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树立保护环境的发展意识，用资源换发展，用环境换GDP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仍然没有健全。以上坝村为例，这个著名的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村里，村民竟然仍然在吃镉含量超标的大米。为什么媒体屡次报道过这里，不少专家学者、政府高层来过这里，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呢？是因为还没有形成一个环境保护和污染事故处理的整体机制，导致人们只能干着急，却毫无办法。
     那么，怎样建立这样一个整体机制呢？政府当然重要，但仅靠政府远远不够，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政府自己要有作为，但更要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环保。环境保护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民群众既是环境保护的建设者，同时又是受益者。对于加强环境保护，他们有很强的愿望，应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近广东环保的一件大事情就是将PM2.5纳入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这其中社会力量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与民众良好互动，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在环保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的典型。而之所以能够做到，前提就是充分尊重、扩展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将PM2.5纳入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进行测试当然是一个好例子，但类似于这样的例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环保问题上，政府、社会、民众三者的互动仍然不够。根本症结在于政府。首先，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并未完全落实。民众和政府部门、企业之间的信息缺少互动，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得尤其少。只有建立环保信息公开制度，才能保障法律赋予的公众知情权，才能增强公众在环境公共事务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意识。其次，公众的环境参与权和环境监督权也未完全落实。人们只有参与才能深入了解环保问题的症结，人们只有能够监督才能表达自己的环保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环保组织发育并不完善，环境保护需要专业的非政府组织，但目前我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还是组织的规范性都远远不够。
     我们要充分保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进一步完善环保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各种正式渠道和微博等新媒体，形成上下联动的环境信息公开体系。要为公众参与影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创造更多条件，建立健全重大项目环境保护的公众咨询制度，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新途径、新方式。要建立环保问题的信访投诉机制和公益诉讼机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机制，鼓励发展民间环保组织，积极壮大环保志愿者队伍。我们要挖掘更多陈博士这样的环保人才，也要发挥袁征这样的热心环保的老干部的工作热情。唤醒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引导全社会都来关心环境、保护环境，环境保护这个难题才能真正解决。

总策划：杨兴锋 张东明

总指挥：王垂林 陈广腾

孙爱群 姜晖 胡键
    统筹：梅志清 田东江 张翼飞
    执行：胡念飞 周虎城 曾强